1951年，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为惨烈阶段。在上海，一家名为＂大康西药房＂的药店老板王康年，为谋取暴利，竟向志愿军战士贩卖掺杂玉米粉的假药和腐烂的急救包。这些假劣医疗物资流入前线后，导致数千名受伤战士因伤口感染而牺牲。彭德怀得知此事后大怒，亲自致电毛主席：＂利欲熏天，丧尽天良！＂最终，这起震惊全国的假药案件被查处，王康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，但数千名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已没有办法挽回。这段历史，成为了新中国打击制售假药的重要转折点。
1924年，浙江杭州迎来了一个叫王康年的婴儿降生。他的家境虽不是大富大贵，却也能让他衣食无忧。在亲友的资助下，17岁的王康年来到上海闯荡，进入了上海大亚电台当报告员。
作为一名商业栏目的报告员，王康年每月能拿到十几块大洋。他在工作中接触到各种商业经营之道，掌握了不少经商窍门和行业信息。到了1942年，王康年与一位上海姑娘结婚，他的岳父是公共租界的一名巡捕。
有了岳父这层关系，王康年便辞去了报告员的工作。在上海西藏路开设了一家名为＂大康行＂的百货商店。这家店主要经营毛巾、袜子等日用品，虽然利润不高，但靠着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，倒也能维持生计。
1946年6月26日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，上海的药品行业开始兴盛。王康年嗅到商机，转行开设了大康西药行。然而开药店需要大量资金，但王康年手中并无多少积蓄。
为了快速打入市场，王康年使出了＂空手套白狼＂的手段。他以药品未到货为由，要求客户先付定金签约。拿到客户的定金后，他立即用这笔钱去药厂进货，完成交易。
战争年代，药品价格飞涨。王康年从客户那里套取的钱，能买到的药品慢慢的变少。他开始用＂拆东墙补西墙＂的方式维持经营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开始抛售客户存放在药店的药品来赚钱。
到了1949年5月，事情终于败露。一位名叫严文骏的商人来取存放的药品时，发现王康年避而不见。经调查得知王康年早已将存药变卖，严文骏一怒之下将其告上法庭。
王康年随即宣布药店破产，人也不知所踪。然而上海解放后，在政府扶持个体工商业的政策下，大康西药房重新开业。王康年的债务转为分期偿还，他又重新坐上了掌柜的位置。
在政府支持下，到了1951年，大康西药房的年营业额达到350亿元。其中政府机构的订单占到了80%，高达280亿元。短短两三年间，王康年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
1951年秋，抗美援朝战事正酣，志愿军后勤部向上海多家药店发出了大批量的药品采购订单。大康西药房因其在上海药品市场的知名度，获得了一份数额巨大的订单。
这批订单包括了急救包、消炎药、止血药等多种战地急需的医疗用品。按照正常流程，药店应该向正规药厂采购合格药品，但王康年却动起了歪脑筋。
为了减少相关成本获取更高利润，王康年开始在自己的药房地下室秘密制造假药。他用玉米粉代替阿司匹林，用劣质纱布制作绷带，甚至将过期药品重新包装。
这些假药的成本仅为正品的十分之一，但却以正常价格出售给志愿军后勤部。在短短三个月内，王康年向志愿军供应了二十多万套急救包和大量药品。
为了躲避检查，王康年还贿赂了当地的几名药品质检人员。这些人收受贿赂后，对大康西药房的药品质量检查走起了过场，给出了虚假的合格报告。
假药运往前线后，问题很快显现。多名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使用了这些劣质医疗用品后，伤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因为感染而恶化。
在前线医院，医生们发现了这批药品的问题。一些止血绷带发霉变质，消炎药绝对没疗效，许多战士的伤口出现了严重感染。
志愿军卫生部对这批药品进行了紧急检验，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药品都是劣质或者假冒的。更为恶劣的是，这些假药已造成了大量战士的伤亡。
前线指挥部立即向后方发出通报，要求全面清查这批假药。经统计，仅在12月份，就有近千名受伤战士因使用假药而出现并发症，其中数百人因此牺牲。
彭德怀司令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震怒不已。他立即下令销毁前线所有来自大康西药房的医疗用品，同时向中央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电报。
1952年初，这封电报经由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。电报中详细记录了假药害死志愿军将士的情况，措辞激烈地要求严查此事。
就在同一时期，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了多份关于大康西药房的举报。这些举报揭露了王康年制售假药的具体手段和规模，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。
在陈毅市长的直接过问下，上海警方开始对大康西药房展开全面调查。专案组很快掌握了王康年制售假药的确凿证据。
1952年1月15日清晨，将军匆匆赶到。他手中提着一个破旧的公文包，里面装着从前线带回来的假药样品和彭德怀的亲笔电报。
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，将那些变质的绷带和掺杂玉米粉的假药一一摆在桌上。破损的包装、发霉的纱布、变色的药片，无声地控诉着制假者的罪行。
毛主席拿起那封彭德怀的电报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前线指挥官的愤怒。电报中提到，仅在最近一个月，就有数千名伤员因使用这一些假药而延误治疗。
＂这些战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却死在了后方奸商的手里！＂毛主席一掌拍在桌上，震得桌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。他立即召集紧急会议，要求彻查此案。
彭德怀在朝鲜前线收到假药举报后，立即派出卫生部队做全面检查。检查结果令人震惊：仅在前线医院就查获了二十多万套假劣医疗用品。
这些医疗用品中，绷带大多已经发霉变质，止血药几乎全是玉米粉压制而成，抗生素更是绝对没药效。许多战士用了这些假药后，伤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因感染而恶化。
彭德怀在前线召开军医会议，仔细地了解假药对伤员的危害。会上，多名军医报告了使用假药导致战士伤亡的具体案例。
一位负责野战医院的军医讲述，有一名腿部受伤的战士，因使用了劣质消炎药和发霉绷带，伤口感染严重，最终不得不截肢。这样的案例，在前线医院比比皆是。
震怒的彭德怀立即下令，将前线所有来自大康西药房的医疗用品全部封存。同时，他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。
电报中写道：＂敌人的炮火都没能打倒的战士，却倒在了我们自己人的假药下。这些奸商，实在是利欲熏天，丧尽天良！＂彭德怀要求后方严查此事，严惩不法商人。
在朝鲜前线指挥部，彭德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。他要求后勤部门彻底清查药品供应渠道，重新建立严格的药品采购和检验制度。
会议结束后，彭德怀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几家野战医院。看着那些因假药而痛苦的伤员，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将军红了眼眶。
在前线医院的病房里，一名年轻战士向彭德怀诉说：＂老总，我们不怕死，但不能让弟兄们白白牺牲啊！＂这句话，更加坚定了彭德怀彻查此案的决心。
彭德怀随即命令后勤部门统计伤亡数字，并将详细调查报告送交。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审判王康年的重要证据。
1952年2月1日，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在陈毅市长的直接指挥下，对大康西药房展开突击搜查。专案组在药房地下室发现了大量制假工具和原料，还查获了完整的账目记录。
王康年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准备逃跑，但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被警方抓获。当天晚上，专案组又陆续抓捕了参与制假的工人和受贿的质检人员共计23人。
这起案件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很快公布：从1951年9月到1952年1月，大康西药房向志愿军供应的假劣医疗用品总价值超过300亿元，造成了3200多名伤员因使用假药而出现并发症，其中926人因此牺牲。
专案组从王康年家中搜出了大量现金和黄金，这些都是他靠制售假药获得的非法收入。仅半年时间，王康年就积累了相当于普通工人几百年收入的财富。
1952年3月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公开审理。法庭上，检方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，包括制假工具、账目记录、受害者名单等。
王康年在庭审中供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他交代，为了获取暴利，不但在药品中掺杂玉米粉，还用发霉的纱布制作绷带，甚至将工业酒精冒充医用酒精。
检方还揭露，王康年为了掩盖罪行，向质检部门行贿30多万元。这些受贿的质检人员明知药品有问题，却依然出具合格证明。
法庭上宣读了来自前线的证人证词。一名随军医生作证说：＂有的战士腿部中弹，本来只是轻伤，用了这些假药后，伤口感染，最后不得不截肢。＂
彭德怀亲自为此案写了一份书面证词。他在证词中说：＂这些假药杀死的志愿军将士，比敌人的炮火还要多。这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严重破坏，是对革命英雄的莫大亵渎。＂
1952年4月15日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。王康年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参与制假的23名同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三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。
判决当天，上海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案件。《解放日报》发表评论：＂王康年的死刑判决，体现了人民政府对危害人民生命的制假贩假分子的坚决打击。＂
这起案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查处的第一起重大制假售假案件，具备极其重大的标志性意义。此后，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制售假药的运动。
中央卫生部随即颁布了《药品管理暂行条例》，建立了严格的药品质量检验制度。各地药监部门也加强了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监管力度。
这场轰动全国的假药案，虽然以王康年的伏法而告终，但数千名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已没有办法挽回。这个教训，让全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打击制假售假的重要性。
